丰泽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

泉州自古桥梁众多，在此背景下，记述造桥、修桥(xiūqiáo)历史(lìshǐ)信息的桥碑应运而生。桥碑起初只为简单记录修桥者、捐资者姓名以及(yǐjí)修桥时间等，之后(zhīhòu)渐渐承载了更为厚重的信息，甚至成为在地文化的一种精神载体。每一块古桥碑，都是时光长河里凝固的驿站，是人生旅途中矗立的无声丰碑(fēngbēi)。 □泉州晚报社融媒体记者 吴拏云 文/图（除(chú)署名外） 泉州府文庙广场前的八封(bāfēng)沟上有洙泗桥，桥畔立有“洙泗桥”桥碑。此碑高227厘米，宽92厘米，厚18厘米。桥碑正中央(zhōngyāng)“洙泗桥”三字榜书竖排，雍容方正，尽显庙堂(miàotáng)之气。碑的左下方小字竖书“嘉靖乙卯冬立石”。嘉靖乙卯为(wèi)嘉靖三十四年(nián)（1555），如此一算，这块桥碑已有470年的历史。 泉州府文庙(wénmiào)洙泗桥桥碑 “洙泗(sì)”二字(èrzì)具有深厚的(de)文化渊源。孔子晚年在山东的洙河、泗河之间设立(shèlì)洙泗讲堂(jiǎngtáng)，传道授业。孔子去世后，洙泗讲堂成了纪念和祭祀孔子的重要场所。唐时，唐太宗李世民加封孔子为“先圣”，唐高宗又加封孔子为“文宣王”，所以洙泗讲堂又称先圣讲堂。到了宋代，孔子被加封为“先圣文宜王”，成了“至圣”“万世师表(wànshìshībiǎo)”。元代，洙泗讲堂改称洙泗书院。明嘉靖三年（1524），山东巡按御史(yùshǐ)李献重修洙泗书院，正殿三间用以祭祀孔子及儒家“四配十二哲”，东庑、西(xī)庑用以祭祀孔子众弟子，自此奠定洙泗书院格局。因圣人圣迹，“洙泗”成儒学文脉(wénmài)的重要象征之一。所以，一般祭祀孔子的地方常会(chánghuì)出现与“洙泗”有关的风物。 宋人李弥逊有诗曰：“洙(zhū)泗流风远，仪型世(shì)有人。”孔子思想与儒家文化构成了(le)中华文化的主体和根基，是人类文明宝库中东方智慧的瑰宝。纵然许多事物(shìwù)“逝者如斯(shìzhěrúsī)夫”，但有的却能历久弥新，与时间同趋永恒。古时，这座洙泗桥是泉州士子进入府文庙的必经之路，见证一代代(yídàidài)鸿儒硕学的奋斗足迹。而今，府文庙依旧以其独特的氛围吸引着无数学子前来(qiánlái)感受文化熏陶，洙泗桥青石板上回响的正是新时代的杏坛弦歌。 离洙泗桥不远的后城街八卦沟边祖师巷内，还站(zhàn)着一方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所立的《泉州文庙(wénmiào)洙泗桥示禁碑》。此碑原立于洙泗桥旁，后移(hòuyí)至今处。碑文晓谕府文庙附近邑民不可侵占府文庙的桥沟等地，否则一概(yīgài)究治。从此一碑(yībēi)，亦可见数百年来为守护泉州文化心脉的努力。 王十朋与蔡襄“隔空对话(duìhuà)” 泉州(quánzhōu)民间有谚语：“站如(rú)东西塔，卧如洛阳桥。”从这句谚语亦不难看出，泉州人对于洛阳桥的(de)喜爱(xǐài)。这座跨海石桥的建造始于(shǐyú)宋皇祐五年（1053），当时由泉州开元寺僧人宗已和郡人王实(wángshí)、卢锡合力筹建，但最初因资金、技术、人力(rénlì)等现实问题，造桥工程并不顺利。嘉祐三年（1058），名宦蔡襄二度出知泉州，洛阳桥的建设(jiànshè)迎来了“历史最强(zuìqiáng)援”。在蔡襄的亲自督办下，经艰苦努力，洛阳桥终于在嘉祐四年(sìnián)（1059）十二月建成，历时6年8个(gè)月。落成后的洛阳桥（万安桥），成了当时泉州北上福州乃至内陆腹地的交通枢纽，在泉州水陆复合运输网络的发展中具有开拓性的里程碑意义。自宋而下，立于洛阳桥桥中亭及附近(fùjìn)的石碑刻众多，它们汇聚成该桥的“碑林博物馆”，共同承载漫长岁月里的记忆，讲述着古桥曾经的岁月，也是如今游览洛阳桥的一大亮点。 洛阳桥(qiáo)桥中亭碑刻不少 《万安(wànān)(wànān)桥记》碑是第一方讲述该桥故事的桥碑，碑文(wén)由蔡襄(càixiāng)亲书：“（万安桥）渡实支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职其事者，卢锡、王实、许忠，浮图义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既成，太守莆阳蔡襄为之合乐宴饮而落之。”碑记落笔镌史，也令造桥的主事人(zhǔshìrén)名垂青史。《万安桥记》现存碑刻(bēikè)分上、下二碑，上碑为北宋原刻，原露天立于洛阳桥岸左，宣和间（1119—1125）由蔡襄曾孙蔡桓拓本重刻立于洛阳桥南蔡襄祠内。此碑不仅书法雄浑朴茂、端庄沉稳(chénwěn)，而且文字精练(jīngliàn)，镌刻精致，被今人誉为文、书、镌“三绝”；下碑为1963年(nián)摹拟原作重刻。《万安桥记》碑具有极高价值，堪称(kānchēng)“闽地桥梁第一碑”。 蔡襄(càixiāng)的《万安桥记》碑书法雄浑朴茂 南宋状元名臣王十朋是(shì)蔡襄(càixiāng)的(de)“小迷弟”。南宋乾道四年（1168），57岁的王十朋出知泉州(quánzhōu)，虽然已近耳顺之年，但王十朋对于蔡襄的炽爱未曾(wèicéng)消减半分，一到泉州他便四处寻访与(yǔ)蔡襄有关的遗迹，洛阳桥自然也是非去不可的。在参观完洛阳桥与《万安桥记》碑，并至桥南蔡襄祠内祭拜蔡襄后，王十朋感慨之余，写下《洛阳桥》诗：“北望中原万里遥，南来喜见洛阳桥。人行跨海金鳌背，亭压横空玉虹腰。功不自成(zìchéng)因砥柱，患宜预备有风潮。蔡公力量真刚者，遗爱胜于郑国侨。”之后，又赋《蔡端明祠堂》诗曰：“公昔自禁从，再来临此邦。河梁一何壮，笔力独能(dúnéng)扛。政绩留南纪，祠堂枕(zhěn)大江(dàjiāng)。山川与人物，今古两无双。”这无疑是他与蔡襄的“隔空对话”。后来，王十朋也向蔡襄学习，在泉州履职期间，关心(guānxīn)民(mín)瘼，清节似水，播德宣猷，深受泉州吏民爱戴(àidài)。蔡襄、王十朋，两代名宦的故事，成为洛阳桥挥之不去的记忆。 纵览历史，自洛阳桥(qiáo)(qiáo)建成(jiànchéng)的900多年来，历朝历代组织过17次修复工程。与(yǔ)洛阳桥重修相关的桥碑，如《泉州府修万安桥记》《重修洛阳桥碑记(bēijì)》《重修万安桥记》《重修万安桥北记》《清嘉谟重修万安桥碑记》《清沈汝瀚重修万安桥记》等，也为后世记录了洛阳桥的“独特履历”。 独特的《剔奸保民》碑(bēi) 安平桥，俗称“五里桥”，又名“西桥”“安海西桥”，横贯(héngguàn)于闽南沿海(yánhǎi)的晋江安海和南安水头，是(shì)中世纪世界最长的跨海梁式石桥。该桥始建于南宋绍兴(shàoxīng)八年（1138），绍兴二十二年（1152）全线贯通，投入使用。长久以(yǐ)来，安平桥这一伟大的桥梁工程为民众所称赞，以“卧龙”“巨虹”等(děng)壮丽称号闪耀于碑刻、志书、文献、诗赋之中。 安平桥公园风景如画(fēngjǐngrúhuà)（陈起拓 摄） 《重修安(ān)平桥(ānpíngqiáo)记》碑是(shì)安平桥留存下的最早(zǎo)的桥碑，勒于(yú)明天(míngtiān)顺三年（1459）。现碑嵌于桥的中亭(zhōngtíng)东侧墙体，碑额篆书横排，碑文则为楷书竖排。碑文启首一句便(biàn)写道：“安平桥者，乃(nǎi)宋绍兴间有室赵令衿(jīn)摄郡作成之……”赵令衿系宋朝宗室，宋太祖赵匡胤次子燕王赵德昭的玄孙，绍兴二十一年（1151）出任泉州太守。《泉州府志(fǔzhì)·名宦》记载他“博学能文，在郡留意(liúyì)教养，在任十几年，大有(dàyǒu)政绩”。赵令衿在泉时最大功绩就是促成安平桥的建成。宋绍兴八年（1138），僧祖派始建安平桥，安海海商黄护、僧智渊带头捐钱倡建。由于工程浩大，造桥进展缓慢。绍兴二十一年赵令衿出守泉州后，续建安平桥，越年建成。因桥全长约五华里，故别名“五里桥”。安平桥不仅(bùjǐn)长，形式也不单调。它的桥墩采用(cǎiyòng)花岗岩条石横直交错叠砌而成，有长方形、单边船形和双边船形三种形式。安平桥的建成，不但便利民间往来，对于繁荣当时的泉州社会经济，发展海外贸易，同样具有十分重要(zhòngyào)的意义。《南安县志》载有赵令衿撰写的咏安平桥诗：“为问平安道，驱车(qūchē)夜已分。人家无犬吠，门巷有炉熏。月照新耕地，山收不断云。梅花迎我笑，为报小东君。”赋诗之余，赵令衿还亲撰《石井镇(zhèn)安平桥记》碑文，记述建桥经过并描绘(miáohuì)桥梁之雄伟外观，同时表明他对建桥事业的重视。惜原碑早废，碑文尚见载于《安海志》中。 安平桥上迄今保存着众多的(de)碑记、石刻，详细记载着建桥历史和历代修葺等方面的史实。根据碑记石刻载述，由明至清，安平桥共有15次重修，其中比较重要的修缮有7次。在安平桥中亭(zhōngtíng)周围的十几方古代(gǔdài)重修碑记中，最早的是明天顺三年，最晚(zuìwǎn)的是清光绪十二年（1886）。其中一方(yīfāng)《剔奸保民》碑是古代廉政文化的重要记录。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盐馆(yánguǎn)干办洪达借派销食盐之机，向安海民众(mínzhòng)额外勒索盐税，导致民怨沸腾。当地百姓柯思淑等人联合向官府(guānfǔ)申诉，最终由道台谭尚忠受理此案，查实洪达的违法行为后(hòu)予以严惩，并免除冗税。案件审结后，于乾隆二十八年立《剔奸保民》碑于中亭，以警示(jǐngshì)官吏、守护民生。 清代官员徐汝澜在出知晋江时，曾修缮晋江旧铺桥(qiáo)、惠济桥两座古桥，后来他又两度参与重修安平桥。在这期间，他也由晋江知县一职，擢升为台湾(táiwān)知府，再迁任泉州知府。安平桥上有(yǒu)三方(sānfāng)碑刻与徐汝澜有关：一方《重修安平桥记》碑今在安平桥中亭(zhōngtíng)，碑文由时任台湾知府的徐汝澜亲撰。碑文细述(xìshù)了(le)徐汝澜捐俸议修安平桥，绅士耆老踊跃参与，于清嘉庆十二年六月至隔年九月修缮了安平桥的过程。与该碑并立的还有一块《万古流芳(wàngǔliúfāng)》碑，记载此次重修安平桥士民捐资之芳名录。这两方碑刻均立于清嘉庆十三年(shísānnián)（1808）。在中亭另有一方《重修安平桥记》碑，是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立，同样是徐汝澜撰文，此时的他已出任泉州知府。碑额浮雕双龙护牌，牌中(páizhōng)竖刻篆书“皇清(huángqīng)”二字(èrzì)。碑文记述清嘉庆二十年徐汝澜知郡事再至泉州，得知安平桥桥圮后捐俸倡议重修。修桥工程于嘉庆二十一年夏仲告竣。徐汝澜修桥不仅为地方建设作出贡献，也为他赢得了士民的赞誉(zànyù)，攒下良好的官声(guānshēng)。后来民众还为徐汝澜建长生祠于晋江龙山寺东。 1938年，弘一大师(dàshī)由漳州经同安梵天(fàntiān)寺(sì)前往安海时，路过安平桥(qiáo)。感怀于古桥的雄健，大师立于桥上，静听潮音低徊，心驰而神往。后来弘一大师驻锡于安平桥上的水心亭澄渟院，达一个月之久(jiǔ)。在此期间，弘一大师书写条幅数百广结善缘，并撰下“如来境界无有(wúyǒu)边际，普贤身相犹如虚空”“戒是无上菩提本，佛为一切智慧灯”等楹联，传为佳话。 石笋桥，今称笋江桥，位于(wèiyú)鲤城区新门外“石笋”古迹附近的笋江上，曾名履坦桥、济民桥、通济桥、浮桥等，始建(shǐjiàn)于宋。旧时其南岸有妈祖宫、观音寺、浮桥古街，北端连接黄甲街、接官亭(tíng)、山川坛，曾是泉州古城通往(tōngwǎng)西南方向的乡村和同安、厦门、南安(nánān)、安溪等地的交通要道。 王恕思所撰《重修石笋桥记》碑(bēi) 笋江旧以舟渡，北宋皇祐元年(yuánnián)（1049），泉州知州陆广始造舟(zàozhōu)为(wèi)梁，建“浮桥”以渡行人。嘉祐六年至八年（1061—1063），泉州知州卢革及僧本观(běnguān)重修，又于两岸作亭以翼卫(yǐyìwèi)，改名“济民桥”。元丰七年（1084），转运通判谢仲规复修，更名“通济桥”。 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提刑官陈革与其弟(dì)陈知柔共同谋划，签书枢密院事梁克家(liángkèjiā)、僧人(sēngrén)文会从旁臂助，将浮桥(fúqiáo)改建为石桥。工程至乾道五年（1169）完工，耗时近10年。改造后，桥梁成(chéng)为石质平板桥，桥面由94块1米多厚、14米长的巨大条石铺成。为解决两桥墩间的跨度过长问题，桥梁还采用“伸臂式(shēnbìshì)”的砌筑方法。这种伸臂结构设计最早见于中原地区，宋时应用于泉州桥梁上，无疑体现出泉州对(duì)中原地区先进桥梁建造工艺(gōngyì)的继承。尽管此时桥已成为石桥，但民间一直保留“浮桥”称呼至今。乾道六年（1170），泉州太守王十朋出城迎接贵宾时途经石笋桥，得以“过而观之”。王十朋作诗纪曰(yuē)：“刺桐为城石为笋，万壑西来流不尽。黄龙窟宅占江头，呼吸风涛势湍紧。怒潮拍岸鸣霹雳，淫潦滔天没畦畛。行人欲渡无翼飞，鱼腹蛟涎吁可悯……世无刚者(zhě)桥岂成？名与万安同不泯。”对陈革等人的造桥功绩，赞不绝口。诗文亦如(rú)一面镜子，映照出泉州人特有(tèyǒu)的精神气质。“世无刚者桥岂成”绝非浮夸之辞，而是(érshì)(shì)泉州人在面对(miànduì)浩瀚(hàohàn)江海时用意志熔炼出的兴桥宣言，字里行间浸透的是闽南人“爱拼敢赢”的勇毅与开拓精神。 据《重修(chóngxiū)通济桥记(jì)》载，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僧了性在(zài)石笋桥北复修三小石桥(xiǎoshíqiáo)，于是“桥之北相贯联络，以达于临漳之门”。这三小桥后被(bèi)称为棠阴桥、甘棠桥、龟山桥。三座小石桥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仅留残迹，现已修复。《重修通济桥记》桥碑旧已佚，碑文见《晋江县志》。 古时，“笋江夜色”为泉州八景之一。相传，每逢月上中庭，由石笋桥上向下观望，桥孔间即会倒映出一轮(yīlún)明月(míngyuè)，其景如画，令人痴醉。 不过，石笋桥也是命运多舛的。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五月，倭寇袭击泉州时(shí)，曾在(zài)石笋桥上驻扎29天，后又经此(jīngcǐ)攻打南安，封楼和官民廨舍化为焦土。嘉靖四十年，官兵断桥拒倭，“久之复修筑”。清康熙十六年至十七年（1677—1678），郑经部队在攻击清军时，曾两次炸断石笋桥，“以拒追兵”。1938—1939年，日军侵华时，日机曾炸断石笋桥。兵燹不断，加上(jiāshàng)自然灾害等，使得(shǐde)桥梁多次倾崎、塌陷甚至崩断。也正因此，明清时期石笋桥曾历多次重修。最为人所熟知(shúzhī)的一次当是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四月(sìyuè)，施琅将军捐(juān)俸大修石笋桥，第二年八月竣工。乡绅为此事立下《施琅主持募捐修造浮桥(fúqiáo)碑》，碑文称：“康熙癸亥，少保(shǎobǎo)将军靖海侯施公，平定台湾旋师，捐俸修造安平西桥、郡城南桥，以次告竣。西隅士庶复以浮桥倾圮为请，遂蒙将军捐俸千两并集绅士(shēnshì)共成(gòngchéng)盛举。工兴于丁卯年四月，成于戌辰年八月，用志(yòngzhì)功德永垂不朽……”该碑立于康熙二十七年，现存于江(yújiāng)岸边。 清雍正四年（1726）、嘉庆十四年（1809）、光绪三十一年（1905），石笋桥又历重修。现笋(xiànsǔn)江桥南岸还保存着清嘉庆(qīngjiāqìng)十四年的《重修石笋桥记(qiáojì)》桥碑。 1956年，泉州遭遇大水灾，为改建石笋桥(qiáo)桥梁，桥上石刻、石建筑、塔幢等被拆除。1998年，在古石笋桥上游(shàngyóu)建起了笋江(sǔnjiāng)大桥，顺利承接起石笋桥沟通南北两岸的(de)“要道”功能(gōngnéng)。时至今日，古石笋桥仅存一两截残段，立于笋江粼粼的清波之上，兀自述说着这里的辉煌往事。 泉人与蕃商(shāng)友谊见证物 “江树离离若可齐，江门之水下(shuǐxià)浯溪。诸峰返照潮声远，万户沧洲烟火低(dī)。来听渔歌鸥泛泛，去随秋色(qiūsè)草萋萋。道人那得伤心恨，一任西山送日西。”这首(zhèshǒu)诗出自明代晋江诗人庄一俊之手。诗中描绘的景色极富画面感，又带有忧思绵远的感伤，让人读来不免有些神驰天外。但可能很少人能猜到，这首诗描写的是泉州古桥(gǔqiáo)顺济桥的秋景。 顺济桥(shùnjìqiáo)遗址位于泉州古城南门德济门外，横跨晋江两岸，以近顺济宫（天后宫）而得名(démíng)，又称浯渡桥、新桥(xīnqiáo)等。该桥于南宋嘉定四年（1211）由泰宁状元、泉州郡守邹应龙主持建造，沿用至20世纪。 顺济桥曾是出入泉州(quánzhōu)古城商业区的主要通道（泉州晚报资料图） 德济门外的(de)(de)晋江属浯江段。这浯江并不简单，它“横贯二里许……其地下通两粤，上达江浙，实海国之冲衢，江城之险要也”。这里汇聚了桃源、武荣诸山流，一到下雨天，江水便会暴涨，“巨浪拍天”。古时要在这样的江面上建一座石桥，谈何容易！但邹应龙及时汲取了宋代(sòngdài)洛阳桥建造的成功经验，在“维桥之前，累石为堡，以临重渊”，于(yú)河床内抛填(tián)块石和条石固定基础。造桥需要大量资金(zījīn)，邹应龙在建造顺济桥时，向蕃商发出号召，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而蕃商也没有让邹知州失望(shīwàng)，慷慨解囊，踊跃捐资，解决了顺济桥资金的燃眉之急。资金一到位，邹应龙仅用了不到(búdào)一年的时间便造好了顺济桥。顺济桥是以太守邹应龙主持、驻泉蕃商集资、泉州(quánzhōu)工匠打造(dǎzào)的方式建设而成的，其本身就是泉州人与外国商人友好往来的见证。据资料(zīliào)显示，古时顺济桥在桥北还特设段木梁吊桥，有警即吊起，以御敌寇(díkòu)。并筑有桥头堡(qiáotóubǎo)，置戟门，昼开夜闭(yèbì)。南端桥堡上勒有“雄镇天南”四个大字。 顺济桥(shùnjìqiáo)建成后历代多有修缮，泉州名人顾珀、何乔远、黄昌遇、怀荫布、萧汉杰等，皆曾为之作《记》。嘉靖十四年(sìnián)（1535），在泉州知府王士俊修缮顺济桥后，顾珀为之撰《顺济桥碑记》称：“镇南(zhènnán)门外有浯江。江，百溪汇也。江之横(jiāngzhīhéng)二里(èrlǐ)许，亘江之横虹跨于其上而石之，是为顺济桥。宋嘉定四年（1211），实始之……”清楚记述了顺济桥的始建(shǐjiàn)时间。 明万历四十年(sìshínián)（1612）夏(xià)，晋江县令陈宜苏捐俸倡修顺济桥，安溪名士詹仰宪(zhānyǎngxiàn)主修，越年春竣工。何乔远作《重修浯渡桥记》记述此事。碑文称颂陈宜苏在修桥中“为之详计”之功，另赞詹仰宪“居则布德惠人，动则舍力为公(gōng)”。 清乾隆(qiánlóng)(qiánlóng)(qīngqiánlóng)十五年（1750），顺济桥因水涨而桥断(qiáoduàn)两道，第二年由泉州知府黄昌遇主持修缮。乾隆十七年（1752），溪流湍激，该桥复圮，双孔通桥栅亭尽坍，黄昌遇于乾隆十八年（1753）七月复修，第二年十二月竣工。此后(cǐhòu)，黄昌遇亲撰《重修顺济桥记》并勒于碑。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顺济桥复圮，泉州知府怀荫布与晋江知县干从濂，委托贡监生(jiànshēng)李保、柯廷锡大修；乾隆二十四年(èrshísìnián)（1759）八月告竣(gàojùn)。怀荫布自撰《记》并勒石，碑文称(chēng)：“夫(fū)出险履夷，爱民之心也；兴废举坠，长民之责也。当日邹公俶造即有望于后人之缮修。今也费以(fèiyǐ)累千，迟以(chíyǐ)岁月，上下交励，绩用底成。继自今官斯土者先事图维，因时葺治。俾往来如织之赤子，永免病涉之虞焉，是尤予所望于后人者也。”将修缮桥梁的意义，说得明明白白。 遗憾的是，以上四方重修碑(bēi)皆已佚失，碑文(bēiwén)散见于清乾隆《泉州府志》、清道光《晋江县志》等志书(zhìshū)内。而今，顺济古桥也仅剩部分桥面和桥墩，在它的身畔早已屹立起顺济新桥。或许，人生(rénshēng)如桥，碑如人生，有得必然也会有失。只是岁月沧海横流，总能留下某些痕迹。 刺桐(cìtóng)港黄金岁月的标志 历代以来，铺路修桥被普遍视为行善积德、功德无量的公益“众筹”事业。南宋僧人道询一生造桥200余座，其中数座还是(háishì)古之名桥。景炎(jǐngyán)元年(1276)，他还被赐(cì)号“灵应(língyīng)大师”，其人生履历堪称传奇。 “宝塔亭路”碑(bēi)与“普济桥渡”碑是道询建造普济桥渡的见证物 普济桥渡(dù)，又称浔尾桥、无尾桥，位于泉州后(hòu)渚港(gǎng)(gǎng)北侧（今丰泽区城东街道浔美社区一带）入海处的海上(hǎishàng)。普济桥渡的建造，是(shì)道询急民众之所急、解(jiě)民众之所困精神的又一次体现。南宋王象之在《舆地纪胜》称泉州“水路据七闽之会，梯航通九泽之重”。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刺桐港“通互市(hùshì)于海外者，其国以十数(shíshù)”。海外贸易的激增，是泉州刺桐港迎来“黄金岁月”的标志，这(zhè)也(yě)推动了与港口配套的设施的建设。据文献载，南宋宝庆元年（1225）前后，后渚港番船云集，桥渡吞吐量有限，装卸货码头严重不足，造成海上贸易的诸多不便。宝庆二年（1226）春，道询主持募捐建造普济桥渡，绍定三年（1230）夏竣工并投入使用，缓解了后渚港码头海上贸易装卸货的紧张状态。 所谓“桥渡(dù)”，即伸入海(rùhǎi)中的码头。相传普济桥渡长约七八百米，石桥东侧古有一座航标塔。此桥专供海船装卸、交易货物使用。在现今浔美社区的青莲寺中，仍存两块石碑(bēi)。一块正面碑额镌“普济桥渡”；另一块碑额镌刻“宝塔(bǎotǎ)亭路(tínglù)”。碑刻内容记录僧人道询主持建造普济桥渡和宝塔亭路时的捐款人及捐款额。“宝塔亭路”碑的碑文记载称：“宝庆(bǎoqìng)丙戌（1226）季春始约，绍定庚寅（1230）孟夏圆成。主缘道询谨题。”这是(zhèshì)道询建造普济桥渡的见证物。 在修建普济桥渡之后，道询又相继建成(jiànchéng)了弥寿桥、清风桥、登瀛桥等桥。累累(lěilěi)功绩，言之难尽。 “开闽文宗”吟啸之地(dì) 吟啸桥，俗称“隐龟桥”，位于晋江市梅岭街道双沟社区内，其址在潘湖南畔。该桥始建于唐，最初为木桥，据明万历《泉州府志》载，建造(jiànzào)者为日映禅师（清乾隆《泉州府志》记为日辉禅师）。后来刺史王延彬、余廷英相继修葺(xiūqì)。宋咸平(sòngxiánpíng)年间(niánjiān)（998—1003），“邑人王养(wángyǎng)及僧行珍始为石桥”。 吟啸桥保存较好，仍可(kě)通行。 “吟啸(yínxiào)”之名据说与“开闽文宗”欧阳詹有关。《福建通志(tōngzhì)·卷8》载曰：“桥以欧阳詹尝游憩啸咏(xiàoyǒng)于此(cǐ)，故名。”相传欧阳詹少时读书龙头岭（位于吟啸桥西北的紫帽山侧），往来潘湖村，必经此桥，常在桥上吟啸。 宋时，吟啸桥(yínxiàoqiáo)是(shì)南北陆上交通要道。往北经御赐桥、新桥入泉州城，再出城北洛阳桥，便可通达福州；往南(wǎngnán)经古陵，过康店驿，可达漳、厦。 明人庄一俊曾作《咏吟啸桥》诗云：“欧子考盘(kǎopán)处，潘湖是故村。偶寻山水迹(jì)，乘兴到桥门。逝者空怀古，鸥来欲断魂。平田野望阔，吾此驻黄昏(huánghūn)。” 如今，在吟啸桥北立有一方《重修(chóngxiū)吟啸桥记》碑。该碑由清代文林(wénlín)郎庄文进撰文，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立。碑文记述乾隆三十二至三十八年（1767—1773）重修吟啸桥的(de)经历，并录有捐资人名(míng)百余。通过(tōngguò)该碑可知，当时重修是由晋江司训李保首倡(shǒuchàng)，他“料工召匠，指画(zhǐhuà)成规，并捐金为倡”。倡修者还包括生员(shēngyuán)李瑚琏，同时有赴台湾垦荒(kěnhuāng)致富的中宪大夫、乡绅吴洛捐资助修，该碑也成为晋江与台湾渊源研究的实证。此外，碑文首段即对“吟啸”之名来历加以阐述：“昔欧阳行周（欧阳詹）先生居潘湖(pānhú)，常乘小舟往来吟啸于烟浦之下，后人因以名其村与桥。桥以‘吟啸’名，志前贤旧迹也。” 传奇(chuánqí)名将兑现儿时心愿 濠溪桥，又名龙津桥、河市(héshì)桥，位于洛江区河市镇河市村、霞溪村之间，由僧人宗爽始建于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原系木梁桥，后遭火毁；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重建，名“濠溪桥”；嘉定六年（1213）杨炳又重建，改名龙津桥；明隆庆三年（1569），抗倭名将、都督(dūdū)俞大猷捐(juān)俸重修濠溪桥，将其建为石梁桥(shíliángqiáo)。古桥原为6墩7孔(kǒng)，其中有5个船形墩，每孔架上(shàng)石板梁5根，每根石板梁重约4.8吨。1959年，濠溪桥进行加固改造，使桥面整体抬高约1.68米(mǐ)。后来又进行第二次拓宽改造，在上游(shàngyóu)桥墩的(de)轴线上架起7根辅助柱。 俞大猷出生于河市，重修濠溪桥(xīqiáo)是他情系桑梓的一种(yīzhǒng)表现。濠溪桥头的观音庙旁迄今仍存有(cúnyǒu)明(míng)、清重修碑(bēi)三通。其中一方是俞大猷亲撰的《重建濠溪桥碑》，该碑碑文记载了他重修濠溪桥的因缘故事：大猷9岁时，有一天随父亲(fùqīn)俞广赞到叔祖父家探亲。路过濠溪桥头，看到始建于宋的濠溪桥只剩下孤零零的桥墩，溪上无梁木可行，行人只好蹚水涉险(shèxiǎn)过河。一问，方知是几天前樵夫不小心将桥板烧毁了。大猷见此情形便立誓说等自己长大后，必要重建此桥，以利行走。人小志向(zhìxiàng)大，俞大猷这番话获得父亲的鼓励，而他也悄然(qiǎorán)谨记于心。隆庆年间，因抗倭扬名的俞大猷官封右都督，捐俸(fèng)建造了濠溪石桥(shíqiáo)，既是安慰父亲在天之灵，也是了却儿时心愿，为家乡人民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该碑书体端庄凝重，结构严谨，是研究俞大猷及闽南(mǐnnán)桥梁历史的重要物证。 俞大猷为帅时，在福建与广东等地与戚继光联手抗倭(kàngwō)，曾大败倭寇于兴化城，又与倭寇战于广东的饶平、惠州、潮州一带，使(shǐ)倭寇一听“俞家军”至，闻风丧胆。时人将他与戚继光并(bìng)称为“俞龙戚虎”，是流芳百世的抗倭英雄(yīngxióng)。他与濠溪桥的故事，为名将传奇再添注脚。